在1955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进行大规模的军衔授予，这是许多战斗英雄们荣耀的时刻。就在这一历史性时刻，中央军委做出了一个特别的决定，允许当时的将领陈奇涵自行填写他的军衔等级。经过深思熟虑，陈奇涵郑重地写下了“中将”这一军衔，提交后却遭到否决。那么，最终他获得了什么样的军衔呢？

陈奇涵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，自幼就展现出勤奋好学的特质。年轻时，他考入了湖南法政专门学校，之后又远赴日本留学，逐渐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。回国后，他曾投身于国民革命军行列，参与北伐，因其胆略和谋略被誉为青年将才。陈奇涵在短短几年内从普通军官迅速晋升为黄埔军校的著名教官，讲授战术、训练士兵，多次受到蒋介石的表扬。

蒋介石在处理黄埔军校的事务时，经常将陈奇涵视为“应当提拔”的对象，甚至在某次内部会议上亲自称赞：“陈奇涵此人沉稳厚重，若能为我所用，未来必能成大器。”然而，在北伐战斗中，陈奇涵因屡次受伤而被誉为“长沙铁将军”，同时他却在历史的转折点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。

1927年，随着“四·一二”政变的发生，蒋介石大肆清洗共产党员，国共合作关系破裂。在这动荡的时刻，陈奇涵毅然选择脱离国民党，向共产党投诚。此举在黄埔军系中引发了极大震动，蒋介石几次写信劝说他回心转意，但陈奇涵始终拒绝。对此他深知，蒋的言辞无法掩盖其反共的血腥本质。最终，他加入了南昌起义的军队，参与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，曾与朱德、毛主席并肩作战，深入井冈山，进入武装斗争的核心地带。

在赣南，陈奇涵积极组织农民起义，推翻了地主的武装，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苏维埃政权之一，日常生活中他既是政委，又与乡亲们保持密切的联系，他的真诚与奉献精神赢得了毛主席和普通士兵的尊重。

到1930年秋，陈奇涵已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军事指挥员，身兼要职的他在长时间的战斗中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才能，先后担任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的参谋长。在战斗会议上他总是最早到场，最后离开，熟知每一道山路和补给点，并能根据地形判断敌军动向。在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战役中，面对数量庞大的敌军，他提出“诱敌深入、分割包围”的战术。亲自深入前线侦查的他几乎遭遇敌军包围，但最终在红军小分队的帮助下成功脱险。这场战役以红军的胜利告终，使中央苏区暂时得以稳固。

战后，毛主席提议提拔他为“前敌作战部部长”，但陈奇涵谦逊地拒绝了，他说：“我做参谋长就足够高了。”他始终认为，革命的目的不是争名夺利，而是拯救更多人的生命。

然而，1933年的“左”倾思潮席卷中央苏区，陈奇涵被错指为“贪污军饷”，最终被撤职并押往宁都。他的身份与荣誉瞬间被剥夺，然而他却没有怨言。在宁都的日子里，他通过抄写《孙子兵法》和《论持久战》来激励自己。两年后，红军长征时，他再次被任用，担任红一军团的教育科科长，并随中央纵队转战陕西，期间亲自测量路线、指挥突围。

到达陕北后，他历任多个军事职务，并在抗战阶段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及延安卫戍司令。延安保卫战期间，在敌机轰炸的威胁下，他几乎连续无眠。尽管有人建议他避难，他却坚定回应：“我是卫戍司令，不能让群众比我先逃。”在战场上，他是一名勇敢的指挥官，同时也是干部教育的开创者。作为抗大第三分校校长，他提出了“学政治、懂战术、能打仗”的训练理念，培养了众多军事人才。

抗战胜利后，东北成为新的战事前线，陈奇涵迅速北上，分别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、辽宁军区司令员和东北军区参谋长。在东北，战争频仍，他频繁出入于各大前线指挥所，常常几天不合眼。1949年春，当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，他受命南下担任江西军区司令员，在面对山中土匪的情势时，采取了“剿匪先剿心”的策略，以武力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，三个月内平安地平息了四万余人，迅速恢复了江西的安定。战争结束后，他没有继续选择战斗，而是于1951年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，随后在1953年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的庭长与军事法院院长。这个任命令所有人感到意外，一位经历过无数战斗的“老参谋”，转型成为一名“法官”。但最终证明，毛主席对于人的识别无疑是极其准确的，陈奇涵对党始终保持刚正不阿的态度。